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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40岁时,我出生。我40岁时,父亲去世。我17岁赴京求学,毕业后又留京工作,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就20余年。透过这一连串冰冷的数字,那些淹没在时间深处的往事又浮现在脑海里。细细回味父亲那板正面孔下的和蔼与温情,不禁潸然泪下。

在故乡胶东的小山村里,父亲苏志良虽然不是村干部,威望却很高。2003年他一跤过世,村里人很是不舍。他们均给予父亲极高的评价,称他是一个大好人。我明白,村里人所说的“大好人”,指的并不是和和气气、没有是非观念的“老好人”,相反,父亲脾气暴躁,倔强固执,但他实实在在地为村里人做了好事——当过18年的义务邮递员。1974年父亲因公致残,伤好后开始任农村信用社的员,村里人享受到了父亲方便周到的存取款服务。当时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村里人不用集体上工,信件搁置在村办公室里,于是父亲又兼职充当了义务邮递员,他拖着一条残腿翻山越岭,使得分散住在山上的村民的信件得以及时送达。

家乡每一条崎岖的山路上,都留下了父亲的足印。有一年冬天,父亲冒着严寒去送信,在山路拐弯处,那条失去知觉的残腿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,鞋子绊掉了,父亲却没有觉察,穿着袜子一路走回家,脚磨出了血。母亲心疼地嘟囔他多管闲事,父亲却用一番土得掉渣的大实话说服了母亲:“人家有事才写信,收不到信会误事的。咱闺女也来信,我就想早点看到她的信,将心比心,人家也一样嘛。”父亲怀着这朴素的信念坚持了18年。他退休后,接替他做员的女孩只送了两天信便不干了,还埋怨父亲不该立下这条不合情理的规矩。

父亲念过私塾,经历过坎坷。他1947年在大连当学徒时被军队抓了壮丁,1949年平津战役时在天津投诚——他特意强调,他是投诚,不是俘虏。父亲旋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,随军南下到了江西,驻九江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,父亲还曾经去朝鲜送兵。1955年全军授衔时,父亲年龄偏大,转业到当地。父亲希望能在铁路局工作,这样方便回老家探母,但铁路局没有名额,父亲便挑了根竹扁担回到胶东老家,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,直至离世。

从父亲的经历,亦可看出他的性格耿直执拗,不会变通,堪称“一根筋”。其实父亲是当过“官”的——村干部,只是运动中受冲击,又成了普通农民。可是父亲这位1950年入党的老党员,始终保持党性,爱管“闲事”。

有一年大旱,村里的建筑队长没有检查水渠即开闸放水,结果大水沿着失修的水渠豁口一泻而出,直奔东海。父亲大怒,赶来揪着建筑队长的脖领喊着:“这时节水贵如油,放跑了这么多水,你这是犯罪!”父亲显然是僭越了,做了村和村长都不愿做的事。母亲嫌他管闲事得罪人,他只回了一句话:“咱是党员。”

在父亲心目中,党员的称号不仅是一种荣誉,更是意味着责任。有一次,镇里的一个干部到村里检查工作,村长等人在饭店里招待吃饭。父亲闻讯而至,见到满桌海味、名酒,大为光火,斥责这不是来检查工作,而是搞不正之风,一怒之下将饭桌掀翻。满地的狼藉让吃喝的干部无地自容,村里人拍手称快,为父亲这一“英雄”的举动叫好。当时还没有互联网,但父亲的事迹迅速传播到了周边地区。多年后,我回县城采访,遇到一位曾在我们村驻村的干部,他得知我是苏志良的女儿,十分激动,用力握着我的手说:“苏大叔是个正直的好人,我很敬佩他!”

父亲最出名的是他的孝名。父亲八岁丧父,大他两岁的姐姐远嫁南洋,小他三岁的妹妹英年早逝,于是父亲成了村里独门独户的苏姓的独苗,寡居多年的奶奶成了他的牵挂。为此,他当年宁愿回家务农也不愿转业到江西工作。也许是经历过战争的硝烟,使他意识到家人团聚的可贵。能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尽孝,对他而言,是这辈子最大的宽慰。

小时候,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甩手掌柜,家里什么事都不管,不苟言笑,脾气暴躁,我有些惧怕他。直到父亲受伤后在家养伤,我才与他亲近起来。许是经历了生死,父亲性格平和多了,与母亲的关系也缓和了。父母是典型的老式婚姻,婚前没有见过面,仅听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便走到了一起。母亲看上了青春英气的父亲,父亲却没看上个子矮小、其貌不扬的母亲。但母亲的能干让奶奶大为满意,父亲只好屈从这包办婚姻。晚年,母亲因脑血栓而偏瘫、失语,平时嫌弃母亲唠叨的父亲仿佛自己做错了事似的小声念叨着:“我说你上辈子是哑巴,没说你这辈子是啊。”那次,戒酒多年的父亲破戒喝了点酒,内疚地对我说:“你妈跟了我,这辈子没享什么福。”说完泫然欲泣。

父亲不善言辞,沉默寡言。我曾对母亲抱怨父亲的冷漠,从不过问我的功课,考好考坏无所谓,甚至因打架而被同学告家长都无动于衷。然而母亲告诉我,父亲曾偷偷徒步去十几里外的中学看光荣榜,只因为我考了全校第一。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后,父亲便按照通知书交代的,风风火火地骑车去镇里的粮所卖粮食,给我换粮票,累得满头大汗却喜不自禁。大学四年,父亲与我书信不断,每接到我的信,他便戴着眼镜坐在小板凳上,一字一句地念给母亲听。后来想想,我更感激的是父亲的信任。从小到大,在学习上他从未在我耳边唠叨,对我提出要求,而是任我自由发展。他从未训斥过我,更未动手管教,这在当时的乡下,可谓绝无仅有。即使是多年后我先斩后奏的婚事,父亲都没有微词,他在信中写道:“我们相信你。”

1994年,父母来京,游览了广场、故宫、颐和园等名胜,但最让他们高兴的是看了七场京戏——他俩都是戏迷。父亲1945年在烟台当学徒时,每月挣两块大洋,为了看马连良、叶盛兰、张君秋的《春秋笔》,竟然花了三块大洋买了一张不对号的票,没吃晚饭就跑去占座。在九江当兵时,军人只有周日可以去看戏,父亲为了平时也能进戏院,特意将一条军裤染成黑色,只为了不暴露军人身份。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徇私。父母对京戏的痴迷深深影响了我,让我得到了京戏知识的普及,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,进而爱上了中华戏曲,这让我在报社的戏剧报道工作中如鱼得水。

对父亲的突然离世,我久久不能释怀。古人云:“父母在,不远游。”我17岁便离开家乡,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,这是无法弥补的缺憾。但后来想,能够没有痛苦地离世,是父亲自己修来的福分。

父亲的一生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,但他以无愧于天地和父母的赤子之心,无愧于为人父母的正直形象,为我们兄妹树立了榜样,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,让我受益终生并引以为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