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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韵千曲一幅抽象的戏曲长卷 绘传中国风探索脸谱艺术的古韵与现代魅力

几在道尹之上"。只可惜他的"犬子"包银很低,否则他做父亲的,也可安安稳稳地做个"富家翁"。这位父亲如果能够到1930年的上海京剧市场中再去看看,肯定要更加惊讶了。实际上,名角的包银在清末民初时候并不很高,而是随着上海京剧市场的发展被逐步抬高的。马连良初到上海时,包银800元,"还是卖得介绍人面子",唱红以后,第二次来,包银就涨到1200元,第三次涨为2000元,第四次3500元,第五次6500元,第六次就上万了。

孙菊仙刚到上海时,己经是上海最高包银,2000元一个月,而后继者谭蠢培则涨至6000元。以后每表演一次増高一度,"自一万五千元以历二万四千元而终"。

梅兰芳1913年第一次到上海演出,包银不过1400元,在王凤卿的干涉下,才勉强涨到1800元。而到了20年代末,"梅老板所至之地,曰本港粤姑无论,即以上海而论,包银动辄数万元"。

名角高包银现象助长了其他演员们要价的底气。1930年之后,情况更加恶化。谭富英到黄金大戏院演出,合同四十天而包银13000元;程砚秋同在黄金大戏院演出,合同四十天,包银30000元(含小生俞振飞)。盖叫天也曾在更新舞台要求12000元的高包银。

—家普通戏院的资本投入也不过几万元而已,名伶唱一个月的戏就要拿去万元左右,的确是高得畸形。还可以从名角的奢侈生活上看得出这种包银的畸高。早在民初,一旦通过表演赚钱,手有余资后,名伶们就开始买田置屋。那时的三四千元,足够建筑房屋,且能够美轮美矣。

新舞台的毛韵珂通过《新安驿》、《铁弓缘》声名鹊起后,"就在霞飞路嵩山路口造着新房,式样中西参半,略有园庭";夏月珊因演出《济公》、《黑籍冤魂》轰动一时后,置办了"高大的四层楼",夏月润、夏月恒也都置办了相当规模的房屋。大舞台的吕月樵创编《戏迷传》、《目连救母》后,大发其财,也买田置屋。1929年,天蟾舞台不仅新戏五本《封神榜》里的新角多,而且天蟾舞台每至演出期间,停在后台的汽车也多。"最近一月内,小杨月楼、潘雪艳均置汽车,与麒麟童势成鼎時,某艺员旋亦置一事,遂成一桌马雀,拼列道左,途人驻观而艳羡,是天蟾后台汽车多也"。赵如泉的汽车撞坏后,又花费3000多元买了一部别克汽车。

1923年名伶高庆奎以每年24000元的包银欲长期搭丹桂第一台,而大舞台则每年30000元的包银托人聘请高庆奎入驻。剧评家声称,如果落槽,就会像正在大舞台的"毛韵珂、赵如泉、孙少棠等均已经在上海买田置屋,成为小康,将来高庆奎势必也步他们的后尘大发其财"。

高庆奎的包银并不非常高,每月算下来超不过3000元,已被评论者定为"大发其财"者。从一则1929年高庆奎高价购买警犬的消息,可以推知其生活的确富裕。1927年,天蟾舞台的名伶间还兴起一股"跳舞热",有的名伶甚至可在自家寓所召开舞会以便应酬交际。

名角们对自己行头的包装也出手阔绰,以至于从奢侈落入怪诞。鉴于此,有人感叹"伶人之包银动辄巨万,少亦数千,日仅工作一二小时,故养成骄奢淫逸之习。"剧评家曾痛批名伶们的奢侈作风:

一旦收入畸高的名伶未尽到相应社会义务,更加激起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批评。1923年上海举行十班会串,共售600—700元,"这区区六七百元,北伶中还是梅兰芳拿不出呢,杨小楼拿不出呢,还是李吉瑞本人拿不出呢?何必一定要到上海来筹募?至于到30年代中期,出现了人们对于名伶义务戏的质疑与批评。

1936年,程砚秋出外码头到重庆义演,演出结束后,有重庆灾民呈请程现秋及其剧团公开账目,并称程砚秋及其剧团敛财80000元。社会对名伶高收入的态度可见一斑。

名角包银的増高的确改善了一部分京剧演员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,可一旦畸形发展,就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。

名角包银增高,戏院成本必然上升,但"一个舞台里面只能容纳一千人到三千人,平均算上他两千个座位,每人平均一元或一元几角,总共不过收入两三千元,而他们角儿就要分去了一、二千元,原有的角儿班底房租电灯等费还不在内,请问做老板的还能有多大赚头?所以戏院老板势必提高票价。前文已述,戏院的最高票价长年保持在1元左右,总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。但在名伶出演期间,则特别增高。

1926年底,梅兰芳在大新舞台演出,票价高达4元,1930年,上海舞台聘请九十岁名伶孙菊仙南下出山,票价也达到2元4角。针对这种现象,剧评家提出批评:

但实际上,戏院老板是无视这些批评的。上海不乏有钱人,只要这部分观众追捧名角,穷措大来不来是无所谓的。反倒是政府部门针对高包银进行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。

有人认为"重赏之下必有勇夫",意即名角高包银的机制能够激励京剧演员们充分发挥才能,认真刻苦地磨练艺术,从而整体促进京剧艺术的发展。或许这个观点是正确的,但却与上海京剧市场的历史状况不相吻合。高包银的机制并未有效促进上海京剧艺术的进步,反而加速了京剧艺术的衰败。艺术高超而包银低廉、包银较高而艺术平平的现象在上海京剧市场亦时有发生。民初时老名伶谭鑫培的精湛艺术在上海京剧市场中就并未卖得好座。艺术高超的演员也会潦倒穷困。针对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,剧评家们各抒己见,有的认为伶人走红卖座与否全靠运气:

相信命运的伶人们为了在上海京剧市场中走红,纷纷崇尚迷信,持斋诵佛。有的则认为是旦角陋起,生角衰退的原因;还有的认为是"老伶工凭能耐吃饭,新艺人靠捧场赚钱"。运些观点都只是现象描述,根本原因还在于京剧商品化。名角包银的畸形増高是京剧商品化的必然结果。